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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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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燕
经燕,孔伯华先生再传弟子。1985年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先后师承著名中医妇科专家许润三教授和著名中医内科专家孔少华先生。现任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中医妇科主任医师,教授。承担了两个院级课题和一个局级科研课题,并承担北京中医药大学7年制研究生、本科生和留学生的课堂教学、临床实习及进修生的带教工作。擅长诊治呼吸系统疾病,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及更年期综合征、盆腔炎、不孕等疑难病症,效果显著。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为《孔伯华及传人医案》、《孔少华内科临床医案》编委。
1?吕某,52岁,2008年6月
病史:绝经1年,近3个月自觉烘热汗出,恶风,乏力,心悸,情绪低沉,纳差,大便不调,脉沉细,舌质淡胖,边齿痕,苔白。
诊断:更年期综合征。
辨证:心脾两虚,营卫不和。
治法:健脾益气,调和营卫。
方剂:桂枝汤加味。
桂枝10克,白芍15克,炙甘草6克,生黄芪10克,
炒白术15克,防风6克,煅龙牡30克,麻黄根10克,
浮小麦30克,生姜3片,大枣10克。
服药14付,症状明显好转,给予人参归脾丸调理。
2?张某,51岁,2008年9月
病史:绝经2年,近5月逐渐出现胸闷憋气,头痛,纳差,便秘,失眠,时有烘热汗出。舌质黯,苔厚腻,脉沉细。近半年血压波动,最高160/100mmHg,低密度脂蛋白高,甘油三酯高,心电图ST?T段下降。
诊断: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
辨证:痰湿阻滞。
治法:化痰通络。
方药:温胆汤加减。
竹茹10克,炒枳壳10克,橘络15克,橘核15克,
清半夏10克,茯苓30克,生甘草6克,生薏仁30克,
滑石30克,炒栀子6克,淡豆豉10克,生牡蛎20克,
琥珀粉3克,丹参20克。
上方加减1个月,胸闷憋气明显好转,诸症减轻,舌苔正常。
3?张某,20岁,2008年11月
病史:月经初潮后即痛经,近一年症状加重,需服止痛药芬必得方能缓解。述小时饮冷过多。月经周期正常,每值经期第一天下腹绞痛,上吐下泻,四肢发冷,喜温,血色暗红,有血块,量中。盆腔B超示:子宫附件未见明显异常。脉沉细,舌淡黯,苔薄白。
诊断:痛经。
辨证:寒凝血滞。
治法:温经活血止痛。
方药:
当归10克,川芎10克,赤芍20克,生蒲黄10克,
五灵脂10克,元胡10克,制乳没各6克,生艾叶6克,
吴茱萸6克,桂枝10克。
嘱患者每值经前5天开始服药,煎药时同煮2个鸡蛋,服药吃鸡蛋。并将药渣趁热装布袋外敷下腹部。连用3个月经周期。患者述每次痛经均减轻,3个月后痛经基本消失。
4?韩某,30岁,2008年3月7日
病史:月经错后10年,未避孕1年,不孕。患者月经错后10余年。初次月经时13岁,月经周期45~60天,经行7天,量中,无血块,无痛经。末次月经为1月10日,经前乳房胀,腰酸。平素便秘,多毛,易生痤疮,脉细滑,舌质正常。测基础体温偶有双相,女性激素5项正常,B超示双卵巢多囊性改变。今年1月行输卵管通液术,结果为通畅,男方查精液正常。
诊断:多囊卵巢综合征,原发性不孕。
辨证:肝郁肾虚。
治则:调肝补肾助孕。
方药:
柴胡10克,当归20克,白芍10克,生熟地各10克,
紫河车10克,山萸肉10克,菟丝子30克,丹参20克,
桃仁10克,皂刺10克,贝母10克,橘络15克,
橘核15克。
上药加减5个月,于2008年8月怀孕。
5?于某,23岁,2008年10月20日
病史:既往月经规律,近3个月经期延长,带经11天左右,经前、经期低热,恶心,心情不好,便稀,末次月经10月15日。脉细弦,舌质正常。未婚,无男友。
诊断:经期延长。
辨证:肝热脾虚,冲任不固。
治法:调肝健脾固冲。
方药:小柴胡汤加减。
柴胡10克,黄芩10克,清半夏10克,太子参15克,
女贞子15克,旱莲草10克,炒白术30克,三七粉3克(分冲),
合欢皮10克,郁金10克,制香附10克,益母草10克。
就诊时,月经将至,服上方14剂,症状明显减轻,月经于11月21日来潮,带经7天。之后按上方加减服药2个月,月经正常,经期无特殊不适。
七、秦立新
秦立新,孔门再传弟子,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从事本科、留学生教学及国际交流工作。研究领域和主要涉及医学哲学、东西方医学比较,药物治疗学及非药物疗法机制。除教学外,治疗多种疾病有较好的疗效。主张针灸医生应认真倾听患者主诉,在可能的情况下鼓励患者积极主动地参与疾病治疗。基于临床实践,认为满意的疗效离不开充分的交流和合作。相信国内公众在全面地了解针灸疗法之后,会愿意将针灸这一“绿色疗法”作为主要或辅助疗法。这一理念将使得社会宝贵但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得到更充分的运用。
(一)医论
1?《素问》书名来自《道德经》
(1)释名渊源
围绕《素问》释名的争议由来已久。首先是历代《素问》注家的注解,其次是现代研究《内经》的学者对前人意见的甄别、裁定。“问”,是行文方式的概括,具体地说是黄帝与岐伯君臣间的问答形式,所以关于“问”的含义各家不存在认识上的根本差异。各家的意见分歧只在于对于“素”认识上。新编21世纪课程教材《内经讲义》精选并收录了以下有代表性的几家注释:一是马漪、吴皇、张介宾等所持的观点,把“素”解释为“平素”,作为对“问”发生的时间和场合的描述;二是全元起的将“素”作“本”解,以为“五行之本”的意见,指“问”的内容;三是林亿把“素”解释为“太素”,作为古人探讨的天地形成的4个不同阶段中的1个,也是对“问”的内容的限定。教材提出,“《素问》正是从天地宇宙的宏观出发,运用精气学说和阴阳学说,解释论证天人关系及人的生命运动规律和疾病的发生过程的,确有陈源问本之意”,进而认为,最后一种解释与杨上善的“太素者,质之始也”的说法相吻合,名副其实。这个判断是有说服力的,但是仍似意犹未尽。秦立新认为《素问》书名有更深刻的渊源,可能来自《道德经》的“见素抱朴”,这一点可以从文字语意演化、两部著作学术思想上的脉络关系得到证明。
(2)“素”、“朴”语意考辨
现代人所理解的“朴”、“素”的意义主要是《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内容。“朴”指“没有加工的木料”,而“素”指颜色、式样不浓艳、不华丽,或感情真挚、踏实。“朴”与“素”在现代还被作为一个词——“朴素”运用,以描述人或事物“简洁”、“简朴”、“平实”,未加修饰的形式和风格。
前述“朴”、“素”的意义是语言经历千年演绎的结果,已经不能真实地再现古代“朴”或“素”的原意。《说文解字》中“素”的本意指“白?增也”,一种色白而质细的丝织品,又指“生帛”、“粗编”,而《中华大字典》收录了“素”的意义共27种,其中包括“朴素”、“空也”、“见在也”、“豫”、“故也”、“本也”、“实也”、“广也”、“物无色”、“无也”、“空”、“圣而不王”、“心所向”等。《说文解字》引《玉篇》中对“朴”的解释是“朴,本也”,又为“大也”、“质也”。将“朴”与“素”意义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两者都有“质”、“本”的意义,而“素”侧重对认识对象的本有的、外观颜色的描述,而“朴”更偏重对“质地”或“材质”的本、原、实的表达;还可以发现,古人视“朴”、“素”为“质”、“本”、“实”,为“大”,而“素”引申义的“空”、“无色”、“圣而不王”,实际上都是表达了相应的世界观和价值趋向。朴素、单纯与空灵、高远在这里统一了。
不同时代的“朴”、“素”在意义上具有天壤之别,现代人的语言中“朴”、“素”及“朴素”与“简单”、“表象”相联系,远离了前人所崇尚的“本”、“质”、“真”、“理”。现代人的本质、真理和“科学”、“哲学”、“深奥”等等的词、义关系更密切。所以,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医世界观中的“朴”“素”被冠以“朴素唯物辩证法”,古代的彼“朴”、“素”不由分说地成了现代汉语语意上的此“朴素”。表面上看,“朴素唯物辩证法”的标签在当时把中医同“玄学”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作为对中医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定性的判断而存在,似乎使得中医免遭灭顶之灾,实际上,上述论断也同时阻碍了对《内经》理论本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认识,不利于对《素问》书名本意的理解。
虽然,《素问》和《道德经》问世有先有后,但它们之间的年代间隔比它们与现代的距离要近得多,两者更可能分享词语意义的同一性。“朴”在《道德经》正文中出现了8处,但最多有两种密切相关的意义:一是“本”、“质”的意思,指代“道”——中国哲学中的最高的本体范畴,此如“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朴虽小,天下莫能臣”,“道恒无名,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等;二是“根本(的)”、“质朴(的)”的意思,用以描述“道”的属性,此如“无名(道)之朴,人亦将不欲”,“我无欲,而民自朴”,“常德乃足,复归于朴”,“古之普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敦兮,其若朴”。可以看出,两种用法都和“道”有关,直接指代“道”本身或描述其属性。
“素”在《道德经》中仅出现1处,即“见素抱朴”。《庄子•刻意》对“素”的解释是“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纯也者,不亏其神也。能体纯素,谓之真人”,就是说“素”指代或直指“本体”——“道”,而所谓“纯素之道,为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伦”,就是指出“见素守一”是修道之路。河上公注解说,“见素者,当见素守真,不尚文饰也;抱朴者,当见其质朴以示下,故可法则”。成玄英的所谓“见素,去华也。抱朴,归实也”,及肖天石所说的“素者,纯白不染也;朴者,质真末凿也,故必见之抱之”,几种认识是相通的。可见,“素”在《道德经》中和“朴”一样,其文字的本来意义都被方便地引申为“本”、“质”、“真”、“纯”,以至于“本体”的意义了:或用以描述“道”的属性,或直指“道”本体。《素问》的“素”取《道德经》的“见素抱朴”的“素”的含义,规定了《素问》中中医理论的世界观。
《全后汉书•第三十二卷》收录永平年间益州太守的王阜撰写的《老子圣母碑》,文曰:“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素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判,窥清浊之未分。”“太素”、“太素之元”,既然和“六虚”、“混合之未判”、“清浊之未分”同义,就有“本”、“道”的意义。唐•杨上善将他对《内经》的注释命名为《黄帝内经太素》,其中的“太素”也是同样的含义。
(3)医道同源,道术一贯
两汉时期文帝、景帝两代以黄老“清静无为”之学治理天下,黄老之学盛行,老子思想对医学的影响是一种必然。《素问》与《道德经》在学术思想上的密切关系早已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史氏等就认为,《素问•生气通天论》中的“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是受老子《道德经》的影响,而《素问•上古天真论》中的“法于阴阳”、“恬淡虚无”也是反映了《道德经》“道法自然”的思想;《道德经》的“反者道之动”则是《内经》有关病机“重阳必阴”、“重阴必阳”和“阳病治阴,阴病治阳”治则的直接依据。谭氏提出,《黄帝内经》继承、吸收和发展了老、庄的主要学术观点,特别是其论著的写作体例,更是这样,即直接承袭了《庄子》一书的对话形式。江氏于更早的时间在“道文化与中医学术的关系”一文中探讨了《道德经》对《内经》的多方面的影响。
《素问》和《道德经》在行文、内容上的承袭关系,很好地体现了所谓“医道同源”的判断,体现了两者世界观、方法论的一致。这一点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论证:
首先“道”是《道德经》的核心范畴,也是《内经》的重要范畴。《素问》中有“诊病之道”、“持脉有道”、“针石之道”、“合于天地之道”、“其知道者”,等等,与宇宙根本大道本体的合一,是哲人、道家、养生家和医家共同的追求。“得道”、“一以贯之”被奉为学问的至境,也是医学家认知能力的终极。实际上,中医理论发展的轨迹,临床上变化多端的和、补、温、消治疗方法,其所遵循的根本法则也在这里。
《素问•上古天真论》的“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可以看成是前者对《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世界观的延展;《道德经》以“恬淡为上”和“见素抱朴,少思寡欲”以求“归根复命”,得道成仙,长生不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与《素问•上古天真论》推崇“恬淡虚无”、“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的养生之道,同出一辙。《道德经》“致虚极,守静笃”,就是《素问•脉要精微论》将“持脉有道,虚静为保”作为诊脉基本方法和状态要求的依据。从《道德经》“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的自然“天道”到《素问•至真要大论》“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的人世“医道”,可以看出两者的方法论是一致的。
《道德经》和《素问》都认为,对于至善之“道”,不同的人会采取不同的态度。前者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而后者的评判是“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黄老思想对中医学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致不少作品宁可以“假托”、“伪作”的方式面世。作为延续世界观、方法论内容的方式之一,《道德经》之后的古代哲学、医学著作,从《道德经》中的某个关键词取名显然是最合理的。北宋大学者张载将文人的使命概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也是医学的使命,《内经》著者当仁不让。《素问》书名宗《道德经》是最好的选择。
秦立新认为,类同的情况还可以举出几部。晋代道家、养生家葛洪的名号“抱朴子”和他的大作《抱朴子》可能也直接得名于《道德经》的“见素抱朴”;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虽然没以“朴”“素”取名,但他在自序中以“会稽鄙夫,幽谷朽生,挟怀朴素,不乐权荣”描述自己心怀和荣辱观,不啻是对自己崇尚《道德经》的最好声明。实际上,《周易参同契》书名中的“同”也是《道德经》反复讨论的概念和法则:“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里“同”,就是“玄”,就是“道”。“参同”也就成为入道的门户,求同则是近道的路径。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倘若到这种境界,就是得道了。“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是指相对于万物异象的“异”而言,万物所处根同而复归原同。《周易参同契》所“参”的无疑就是这个“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智者察同,愚者察异”中所“察”的“同”也是同一个“同”,一个终极意义上价值、得失的判断,与常人在现实价值天平上所见的有限的范围得失标准不同。
“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素问》在《道德经》之后给了人在宇宙中这样一个定位,一个生杀予夺自主,生死存亡自负的主体地位、主人地位。当然,中医学承载了这个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决定它的认知方式和实践风格。
得道、近道者实践中“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和“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与常人急功近利是相矛盾的,这也是个事实。混沌已绽,朴散成器。无论“朴”、“素”、“同”如何有益于人身心健康,无为、淡薄始终难成大众至真、至道的最捷、最夷:逆时间逻辑而上的追求一定只能存在于极少数人的信念中,而它所能“主宰”的人就更少,凡圣之间的距离终不能随时间而缩短。后人对“素”、“朴”和“察同”、“察异”认识的不同,却应该早在得道真人的预料中。
尽览《素问》八十一篇大论,谈天地阴阳五行运气,论人体脏腑情志气血,病因病机养生防病无所不包。所有这些都是关乎根本、本源、大道的问题,而绝非谁都可以探听的家长里短。这样看来,《素问》绝不可能是黄帝与岐伯君臣间“平素”轻松的闲聊,《道德经》对《素问》的释名倒是对“黄帝”何以不时嘱咐,需将两人的问答“著之玉版,藏之藏府,每旦读之”(《素问•玉机真藏论》),“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素问•金厦真言论》)的问题,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2?气本体论溯源及对传统中医学的影响
(1)关于“气”与中医现代研究关系的一些认识
“气”、“中医现代研究”是两个中医界医学界、哲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二者比较,中医现代化研究更受关注。对“气”的研究可谓丰富,参与的人可谓众多,仅专著就有数部出版。曾氏更是论述了“气作为哲学本原如何可能”的理由。学者所以对“气”有如此的倾注,是因为汉字的“气”语意丰富,并在中国哲学中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作用。在此,将目前关于气对中医现代研究影响的认识摘要而述如下。
符氏在对《内经》中各种“气”做了分析后,提出:对“气”概念的理解,有助于理解中医的方法论,但是并没有涉及中医方法论的特点具体如何,与气的关系又怎样。殷氏的观点更加明确,认为“气是天人合一宇宙图式的主宰”这个结论是恰如其分的。但是,他认为“气”体现了“在科学尚未昌明的古代……直接获取简洁概括的结论,由此而形成了对认识客体作整体性思考的直觉思维方式”的判断就需要再推敲了。因为,直觉思维并不是可操作的思维过程,而是主要是人(虽然不是所有人)天赋具有的感觉(直觉之“觉”)能力,即感知(“发现”)本质的能力。这种思维通常不是可以习得,但却是可能被后天的训练抹杀的能力。它获得结论是不假过程的,而是直接把握本质的规律,共性的、整体的、根本的“哲理大道”。惟其如此,才可能有殷氏自己讲的,气的思维方式在临床实践中的认识“具有高度概括、提纲挈领、方便直捷”的特点。至于殷关于“这些有关的概念在实验研究中是根本无法被验证”的提法也不确切,因为这受到实验室条件和实验方法的局限,而不能归罪于“气”思维的“负面影响”。一个方法的正确与否可以由它重复实践的结果检验,而不应该由另外的尺度丈量。
秦立新将中西医学体系的独立视为对同一对象,以不同语言表述不同方法的不同发现的两个模型,材料、构架都全然不同,建构的过程、构建的方法、使用工具也都不同,它们各有各的审美价值与实用价值,不必以同一的标准去评判,而后同化对方。当代直言“中医现代化是假现代化”的人,手执“朴素”的中医之匙,不断敲开疑难、危重病症之门的人,他们会企祝另一把现代科学的电子门锁吗?当然,支持笔者探索“气”研究的,还有自己临床的直觉经历,和导师、同道交流的思想碰撞、顿悟。所有这些,完了备气“本体”论思考,感悟气在中医学中是人的生命本质,是一切变化的源泉、一切联系的桥梁,直至得出:气本体论决定中医学方法的内求特色,决定概念本质求同性、终极性,也决定中医现代研究的对传统中医发展缺乏实质性贡献必然性的结论。
(2)气的含义与本体概念的“抉择”
如果根据甲骨文上是“云,气也,象形”得出“气”曾是人的认识对自然的一种直接描摹,那么《玉篇》中注释“气,息也”的“气”就提示“气”是人对自身生命基本活动的觉悟了,而马王堆《养生方》不少“气”复合词——“神气”、“血气”、“食气”,“气血”等的出现,就说明这时“气”具足了自然大气,呼吸之气和人的精神的多重含义了,直至今天,气氛、怒气、喜气、景气、趾高气扬,心气、天气、运气等等,我们生活、感知、思考、判断不可片刻无“气”了,再找到另外一个具有贯穿性的词语,并非易事。在这里其实已经可以看出:气作为本源、共性、永恒的方便、优势了。
哲学史上关于本体和本体论的讨论流派纷争,这里只能择要而述。《中国大百科全书》(精华版,Ⅰ第360页)本体论词条中这样表述:
中国古代哲学中有类似西方本体论的“本根论”,它探究天地万物产生和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往往成了比天地万物更根本的东西:如,朴素唯物主义认为它是没有固定形体的物质——“气”,客观唯心主义认为它是抽象的概念或原则——“无”、“理”,主观唯心主义人为它是主观精神——“心”,等等。探究世界万物的本源是古今中外哲学家共同的课题,是人的精神对永恒、本原的向往、接近。不同的理念产生了不同的体系。
作者认为,对中国哲学本体概念的如上述评判,显然是以惯用的“唯心”、“唯物”的标准把不同本体概念名词割裂开来解析而获得的结论。如果抛开这些人为的标准和先入之见,就不难发现:以上几个名词是在从不同的侧面方便地描述和展示本体及相应的认识途径,“气”成为更能为人接受本体概念的原因也可以从下面分析中显露端倪:
谓之“气”,是言其极精极微、真存实有,有质无形;谓之“理”,言其表现为一定的规律,可知、可识;谓之“心”言其存于主体意识中,能被主体意识,与认识主体合一。其他表达本体的概念还有“无”、“道”:“无”言本体不拘于色相和结构实体,堪为万物万有之源宗;“道”则言其无所不在,可以识见、可以践行、有径可循。
实然,5个概念中每一个都是勉强的命名,亦如《道德经》中“强之曰‘道’”,五者的综合才更近本体全貌:要见于生活,能跃入感知,一定横跨现象世界和认识世界、集主客而合一。具足这个特点的概念只能是“气”。“道”在《道德经》中是无可争议的本体概念,“气”取“道”而代之成本体、本根,经历了如下述的过程。
(3)本体概念由“道”而“气”历程
《道德经》的宗旨明道、释道,诲人守道。在不足万字的《道德经》中,“道”出现了162次,而“气”出现了3处:“专气(呼吸之气)至柔,能如婴儿乎”?“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冲和之气,生气)以为和”及“心使气(意志)曰强”。气在这三处都不具有如“道”一样的本体意义。《道德经》中“道”是无可争辩的本体概念。
之后为“气”取代“道”成本体,恐怕跟《道德经》的“道”的“恍兮惚兮”,神秘而莫测高深有关。《道德经》不惜宝贵笔墨说明“道不远人,人自远之”,并直言“道”的“朴”、和“同”,但仍没敌过其所谓的“玄”、“恍惚”,让人敬而远之。
“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反映了在中国哲学的价值观:无论言者是否意识到,后来者还是取了“重道轻器”的价值取向!而接下来的后果是将“道”推到更远人的“天际”。所以,具足如上文意义的“气”就自然地进入“道”与“器”之间,成为联系形上与形下、道与器的桥梁,进而成为曾经为“道”示意的本体了。
本体概念由“道”而“气”的变化,可以在《庄子•知北游》中清楚看到。“通天下一气耳”的“气”已经是天下万物的同质、根本、本源了,具有本体意义。在另一篇《庄子•则阳》中有所谓“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综合二者看,阴阳无非“气”的“表现”和代言者了。
张载说“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太虚即气”。这段论述最后还是落在道、太虚与气的合一上。自此,气本体旗帜高扬。道(太虚,无)——气(有)——物(形),宇宙的演化链条因气的介入而没有断裂。在万物葱郁,气象万千的“有”界,气本体显然更实在、更方便,更适人意。“道”的“无”孕育了万有,但气的真实可验而又不拘色相,更易走入既成的认知体系:循气以入,归于虚无,无所羁绊。
本体“道”为“气”所取代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不乏认知上方便的原因。中国哲学中对本体的认识,最是冷暖自知的体验,《庄子•知北游》关于知“道”与否的辩论耐人寻味……
无论本体如何高远、神秘,一旦成为人的感知、意识,主体意欲传达它的存在时总需要利用常识,并从已有的、共有的认识中寻找初概念,——除非不传达,就不需要描述,只停在自我意识感知中。参与交流的这些初概念一定具有与本体谋合的一方面,才被选成为苟且的本体概念。“气”、“理”、“无”、“心”、“道”中,“气”比“无”的空虚实在,比“理”的抽象鲜活,比“心”的意念变化多端更近永恒,比《道德经》恍惚的“道”更清晰、亲近。冀象示道,名物取譬,中国哲学的本体概念不能例外。“气”以其具有表达实存、能动、变化、过程的诸多方便,一举代表存在、代表根本、代表原因、代表共性,代表本体、本质、本根,联系部分构成整体、连接片段完成过程,进而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普遍接受的“本体”。
(4)气本体论决定的中医方法论和本质标准
中学医哲不分的特点使气本体的“气”同样成为中医学生命本体、本质。因此,气本体论决定了中医学本质的特点和方法论如下特点:
首先气本体论决定了中医实质的同一性和终极性。古代哲学家强调“同”。《道德经》中有“有名”与“无名”是同出而异名的说法。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之下,承认事物名相的差异,但更重视事物同出同源的一面,而且认为“智者察同,愚者察异”,——差异是表面的、暂时的。中国传统的透过现象看到的本质是:同、恒,自始至终无有改变。《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智者察同”张扬着中医“尚同”的原则,《素问•阴阳阴象大论》在讲述生命体变化规律时提到“同出而名异”。“同出”,就是指同源,同源的认识是“尚同”原则的依据。
中医直接将气概念引入自身的体系,并将本体气作为人生命的本质,所以本体意义上的本质的“同”当然是终极意义上的,终极的“质”不会是有限结构意义上的实体。中医概念的内涵总是在如“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开窍于舌,其主在脉”,“应于夏”等描述中形成。这个置于整体和关系中方可显示的(活的)脏腑存在,就是“气”流经后人体开出的花朵、结出的果实,这样的脏腑实质不可能是剪断“气”流——脐带——从整体剥离出来的独立结构。在气化整体中,部分与周围的结构外延边界是模糊的,部分与整体血脉相连、不能分离。同一性和终极性规定了经典中医概念实质模糊的结构轮廓,决定以特异性、确定性为特色的现代科学方法不适合中医脏腑等实质的界定。
中医概念外延结构轮廓模糊性成全了中医学特色的整体观,也可以说中医整体观同时表达了其概念外延轮廓的模糊性。所以,中医气本体论诞生之日就清楚地宣告了形而下的研究成果难以回归形上的中医理论体系的命运:形式上以中医为对象的现代研究发现和成果之于中医原体系,如变异的新物种,不能再嫁接回到经典理论中,更枉谈成活、成长。
其次,气本体论决定了中医方法内求的认知途径,——直觉、主观而方便。中医的气本体论和“仰观府察,远观近求”的方法相得益彰。在谈到中医传统的方法时,“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被不断重复引用。天人何以遵循同样的规律、法则?甚至中医、中国哲学如何可以依靠“取类比象”获得真知?原因还是共同的本体基础。因为“气”贯穿自然、人类,是无始无终的生命线,本体不拘于主体或客体,人的认识就通过内求感悟规律,通过外观验证证实发现。气本体论蕴涵了认识方法的以己知彼,以表知里,见微知著的可能性。认识中的内求、求己何尝不是一种方便?
内求的方法,其特点是主体依赖性,内求的结论被认为是主观的,或者当然,也一定是主观的。主观的并不就是臆测,更不是臆造。在主客观间没有、也不设隔膜的气本体论和方法论中,感觉的往往是直觉的:直入本质的认识简约综合,真实可信。然而,当科学方法探索这些概念准确外延结构实体时,寄居在概念中作为其本质“气”本体也就“亡逸”了!剩下的是传统中医不重视、不认可的外延的“肢体”,一具并不完好的遗体。中医理论中,无论是脏腑、肢体,都是具足气(血)和生命的,而且气(血)是局部脏腑肢体的(生命)本质。这就是不少人对中医的感觉:仿佛在前,忽焉在后。如果临床医生能意识到内求认知途径的存在,或者仅仅自觉留有这样一种空间,那么达到与患者的交流中,超越语言文字的羁绊,直觉地把握对方的境界,总有时日。这种最真实的、准确的、整体的把握,既经得起思辨解析,也复合正统的理论分析的“套路”。当然,中医认识的途径不局限于内求,不必、不会局于内求。
气本体决定的内求方法趋向。中医方法的主观性,可行性,以及真实性在气本体论下可以完好地合一。
气本体论对方法的决定意义让我们看到了中医方法的必然性和可行性,看到了这一方法下概念内涵的特点和科学方法关于传统概念的发现难以回归传统体系的必然性。然而,在另类的参照系将中医作为研究对象时,拒绝、逃避都不可取,不可能。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对于中医学传统的框架的任何质疑都应该允许,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任何方法也可以使用。然而,当我们在判断结果的价值和用途时,应该考虑既有方法决定的原体系的口味,考虑强行下咽不得消化的结果,并需要意识其中的原因。当然,如果因为中医理论不得吸收而全盘否认现代研究的成果,对于后者显然也有失公允,这些发现的意义和价值应该以相应的标准为参照。
气本体决定内求外验,既是中国哲学方法也是中医经典的方法。这个方法能揭示本真、展示智慧,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在这个体系中一切的联系从没断过,所有的存在和变化都必然又自然地服从着同一的规则,——无论现象多么复杂、其“装束”多么鄙陋或华丽,都同样是在按无法背离的规则策动的过程和表现而已——事物发展所有的加减乘除都在一个算式中完成。这个过程简称之为“气化”,化而有,化而无,化而变换无穷,而又万变不离其宗。中医科学化的现代研究,是不是在解决一个哲学原理是否科学的问题?这个问题留给和自己同样关怀的读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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