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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医原本没有“纯”、“杂”之分，我以为，不管在何时何地，不管何种医疗技术和方法，只要接受中华文化指导，能承接中医理论，就是真正的中医。如果硬要加以区分的话，“纯”也只是相对的，“杂”才是包括中医在内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因为“杂”，我们才从低级走向了高级；因为“杂”，我们才享受了到斑斓世界的乐趣；因为“杂”，我们才欣赏到了汗牛充栋的中医典籍；因为“杂”，中医才在各个历史时期，负起了国人的生命重任；因为“杂”，我们才有了青蒿素、救心丸这类成果带来的喜悦；因为“杂”，我们才有了降伏非典，攻克艾滋病、禽流感的希望；因为“杂”，中医才被喻为“宝藏”；因为“杂”，中医生命活力才会延绵至今。如果把“纯中医”定位在某个历史阶段而格式化，让全国的中医们都去啃连那些专家都搞不懂的老古董，这无疑是中医学界闭关自守的可悲之举，其最终结果是导致中医学术的近亲繁殖，这就很难使中医界产生出健康、睿智、符合时代要求的中医后代来。
“纯中医”将使中医走向何方？
□ 张 毅 四川省遂宁市中医院
这段时间，关于“纯中医”的争论可谓如火如荼，中国中医药报近期刊登了《培养“纯中医”不能脱离时代》、《不要冷了我们的心》、《也给“纯中医”一条发展之路》、《不必刻意打造“纯中医”》等文章。我一直试图给“纯中医”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很难，思来想去，最后只能给出一个定义之外的结论：培养“纯中医”不明智。
中医是一门极富实用性的科学，之所以实用，在于它紧扣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服务于那个时代的社会系统，其间就不可避免地会和这个系统下的各学科发生融合，比如军事的、气象的、地理的、物候的等等。而不同的社会背景对这些学科的要求是不同的，所以，这些学科在社会发展的同时，自己也在努力地适应着、吸收着那个社会的发展元素，使自己更好地服务那个社会，中医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与时俱进着。这种背景下，中医要“纯”也不可能。
纯，专一不杂是也。“纯中医”当然就是“专一而不杂的中医”。那么，这个“不杂”又当如何解释呢？就是不杂交、不杂合、不杂揉，保持着它固有的本质。
中医的本质是什么？在西方医学传入之前，我国历史上没有“中医”，而是称之谓“医”。从地域方位来看中医就是中国本土的“医”，古人又称之为“医学”。为了有别于异域传来的医，后人便在“医”前面加了一个“中”，合称“中医”，这实际就是“中国医”或“中华医”的简称。如此看来，这“纯中医”似指土生土长的中国医。如果这个理论成立的话，那么，后来从印度、从阿拉伯、从西方传过来和中国本土医相融合的医，算不算“纯中医”？如果不算，它却在中国发展壮大；如果算，它又来自异国他邦。
可见，仅从地域方位来给“纯中医”下一个定义似乎有些矛盾，那么我们再结合文化因素来界定“纯中医”，也许就通畅得多：出生成长在中国土地上，或虽出生异域，却成长在中国，流淌着中华文化血脉（比如受中医药理论指导）的“医”就是“纯中医”。这种解释的外延就大得多了，不管你来自何地，只要被中华文化所吸收，被中医的血脉所灌注，你就是纯中医的组成部分。比如已流淌着中医血脉的“回回医”，现在还能说它不是纯中医吗？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上面谈到“萌生在中国土地上，流淌着中华文化血脉的‘医’就是‘纯中医’”，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地域方位可相对不变，社会文化却在与时俱变，明清的社会绝对与秦汉大相径庭。既然社会在变，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医，尽管发源于《内》、《难》，但必然会有各自时期社会文化影响下的学术特性。明清时期的中医肯定不是秦汉时期的复制品，现在的中医也绝对不可能是明清时期的翻版，不然的话，《神农本草经》后就不可能有《本草纲目》，《伤寒论》之后就不可能有《温疫论》，《濒湖脉学》之后不可能出现《中医脉学现代研究》。这样一来，又给文化意义上的“纯中医”的认定带来了困难，如果以秦汉《内经》时代的中医为“纯中医”，那么，唐朝《千金方》时代的中医是不是“纯中医”？如果清朝《医宗金鉴》时代的中医是“纯中医”，那么处在《舌诊研究》时代的现代全国名中医的经验和成果是不是“纯中医”？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现在要培养的“纯中医”是以秦汉的、唐宋的,还是以明清的为标准？如果以《内经》时代的中医为标准，那么唐宋明清的中医还学不学？一学岂不成了走样的“杂中医”？如果笼统地以1840年西方列强洞开中国国门之前的所有中医为“纯中医”标准，那么，现在和将来的“名老中医”的经验和成果还学不学？这一学与1840年以前的纯中医相比，就更是“杂”而“不纯”的中医了。比如，1840年以前的“纯中医”，诊断主要靠医生主观感觉的“四诊”来进行，基本不用（注：不是不愿而是不能）现代的医疗设备；急救主要采取刮痧、掐穴刺血、针灸火罐、独参汤或参附汤灌服之类为主要方法，根本不用静脉滴注参麦液、冬青叶液之类的针剂；煎药燃料多用桑材之类的草木，绝对不用天然气、煤气之类的洋火；药材的应用大多使用原生的，基本不用家种的；在理论上只说阴阳五行、六淫七情，不说神经细胞、细菌病毒；在医学术语的使用上，严格以《内经》、《难经》、《伤寒》、《金匮》等中医经典为标准，根本不用传染病、非典、禽流感、乙脑、痄腮等非经典记载的术语；就连称谓也只称“医”，不称“中医”，药称为“本草”，而不称“中药”……我们现在要培养“纯中医”，不知是哪个历史阶段的“纯中医”，19世纪的“纯中医”已与我们的需要相去甚远，19世纪以前的“纯中医”又怎能让人相信其造福于人类的魅力呢？
如果回答是否定的，“纯中医”就只能是《内经》时代原点上的中医。如果《内经》时代的“纯中医”能解决这个时代以后的所有疾病，断然不会出现这个时代之后所谓的“杂中医”，既然解决不了这些疾病，我们为何还要培养这种所谓的“纯中医”？
编后：不必拘泥一个“纯”字
7月间，编者刊发了山东中医药大学皋永利先生的文章“培养‘纯中医’不能脱离时代”，没想到，该文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鸣，想来和近年中医坐堂、重温经典等事件有一定关系。当今社会到底需不需要“纯中医”？这一方向是该提倡还是抑制？“纯中医”的标准又是什么？各方答案可谓见仁见智。
有读者认为，应该让“纯中医”成为过去式，如今早已不再是“一招鲜，走遍天”的时代了，不懂现代医学的中医师是无法在临床上生存的；也有读者认为，“纯中医”还是有一定社会需求的，现在缺的就是“纯而又纯”的中医，这也是当前名医大师贫乏、中医疗效不佳的重要原因，因此，应当宽容地给“纯中医”一条出路。
其实，争论双方都没有回避西医学占据医疗市场强势地位的事实，即便是“纯中医”的拥趸者也没有排斥现代医学技术———他们所担心的，是能否保持纯正的中医临床思维。
倘若我们对于“纯中医”的解读，不再拘泥于不懂现代医学、单纯掌握中医技术的“老古董”形象，而是把“纯”字理解为拥有扎实纯正的中医临床理论思维，此次争论，或许就可以偃旗息鼓了。
通晓现代医学的中医人才，一样拥有钻研中医、复兴中医的决心；在民间诊所、海外市场，面对更重视中医诊断治疗的就诊患者，即便西医学欠缺的中医师，也依然有其一定的生存空间。
所以，重要的是持有中医纯正的内涵，而不必在乎什么形式。 ———编者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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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2-16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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